在谈论中激发火花的例子，在19-20世纪的西方简直是不可胜数。19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“天才成群地来”的地方，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们的养成之所，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“顶”的实况。

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，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，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，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。譬如维也纳的Caf%uE9 GrienSteidl咖啡馆就有包括了茨威格[Stefan Zweig]在内的大人物们。

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，与别林斯基[V.G. Belinsky]为中心的文艺圈子是分不开的。我对20世纪初，海德堡城中韦伯[Max Weber]家的“周末派”[Weber Circle]，一群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在一起谈论，也感到印象深刻。后来韦伯的一个学生移民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教书，而留给我们一份相当生动的记载。在“周末派”中出了各式各样的大学者（像卢卡奇，Gyr%uF6gy Luk%uE1cs），甚至还包括一位后来的德国总统。

再回到维也纳。林毓生先生说，1920-1930年代，维也纳之所以造就了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，与米塞斯[Ludwig von Mises]的私人讨论会密切相关。当时米塞斯不是大学教授，而是奥国财政部的一名商务顾问，那一群围绕在他旁边读书讨论的人就有哈耶克、Eric Vogelin等大师。

综合这些“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”的事例，我有一种感触。 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、最具创造性时，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“白首太玄经”的工作，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、对话。

龚自珍《释风》篇中说，“风”是“万状而无状，万形而无形”，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。“风”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，而是有“纵”有“横”，有“传习”而得，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。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对深陷局中、全力“参话头”而充满“疑情”的人而言，可能正是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一“拨”。

2000年代初，我因为特殊机缘，有机会参与许多研究计划的审查，我觉得各种审查会中有两种气氛隐隐然在竞争着。一种认为申请计划的计划书中所写的，应该与后来的研究成果相符合。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如果做出来的成果皆在计划书的预测中，这种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会太多。

我个人所取的态度是“因其已知，发现未知”，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设想到的，未免太不可能；但是许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计划之外的。线性的推进很要紧，但是从旁边撞进来的东西，也不能小看。

历史上许多“无用之用，是为大用”的发明（如X光），也不一定是从纵向的、线性的推衍所产生的结果，往往是纵横交叉，与自己原先的构思方案不经意碰撞、引会的产物。我愿意把这一点提出来，以供有意营造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环境者参考。

来源：摘编自《天才为何成群地来》

作者：王汎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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